上周，在成都崇州市一小区内，捕杀一位两岁女童被罗威纳犬扑倒撕咬，流浪导致肾挫裂伤。狗背事件先是后被引发了舆论对于狗主人的声讨，大家呼吁严惩“遛狗不牵绳”和“养禁养犬”。激化随后各地又陆续发生了多起捕杀流浪狗的仇狗“应激式执法”，网络上也随之出现了大量的捕杀“仇狗”情绪。

短短一个星期，流浪事情和情绪都被推向了更为撕扯的狗背方向。然而其中涉及到的后被诸多问题，从养狗牵绳再到流浪狗的激化安置，似乎都有多个环节尚未被说清。仇狗以所谓“禁养犬”为例，捕杀全国多个城市的流浪“禁养犬名单”便不统一，此次也出现了有人遛法斗，狗却被突然带走的情况。网上热衷讨论的“禁不禁，罚不罚，乃至杀不杀”，也体现了在当下观念水位中，大部分人还是认同“硬纪律”是维持生活秩序的主要方法。

在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看来，解决问题的视角，更在于人与人的容忍与更为细致的行政管理。而在公共资源缺乏和管理手段不到位的情况下，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存难度，反而映衬了当今社会的薄弱环节。

撰文｜李厚辰

编辑｜阳少

粗放的行政手段，解决不了养狗问题

宠物的问题，当然很大程度来源于主人的疏失和失德，例如缺乏管束，以及弃养所造成的流浪动物泛滥。在这个时候，“谁疏失就惩罚谁”是直觉上最为有效的应对方式。例如在德国，遗弃动物者会遭到从罚款到监禁不等的严惩。然而这套监督方式的前置条件，是城市中拥有芯片的动物数量足够多，因为在法律程序上，只有宠物首先注射了芯片获得登记，才能确定它是被特定主人所遗弃的。

怎么才能提高注射芯片的数量呢？一些国家都会简化流程并减少收费，例如在美国达拉斯，宠物每年的注册费用为30美金，但如果有芯片，则会每年享受10美金的折扣，如果有芯片且动物已经绝育，可能注册费用会低至5美金。但在国内，办理狗证的费用仍然相当高。在上海，养狗人每年需要缴纳500元，有些城市更是高达1000元，这明显超出了狗主人获得狗的成本。在当前财政的背景下，减免费用很难。另外，建立全国联网的动物芯片登记系统也需要时间，目前仅在少数大城市实施。

强制登记当然更不可取，这只会减少办证的宠物数量。每个城市都有立法对不登记的宠物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没收，但这个领域又常常采用“运动式执法”。城市养狗人群非常分散，如要完成一定的执法力度，需要匹配的警察数量甚至可能要超过交警——很多城市之所以能实行“禁摩”，便是通过大幅度增加摄像头的数量和质量，实现自动化执法之后才变得可能的。而面对不登记的宠物，所需的成本和复杂程度会比摩托车更高。

由此推演可见，宠物的治理问题，远超”失德——处罚——问题解决“的模式，实际上，我想不出哪个公共问题可以依靠“失德——处罚——问题解决”的逻辑来完成。这种简化思路背后，是复杂得多的社会机理和巨大的行政成本。因此你也可以理解，为何很多行政手段会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这是在有限行政人力和投入下，可以较容易实现结果的手段。

不仅处罚机制如此，其他与宠物配套的行政服务、宠物主人的培养、认证、基础设施，公共场合宣导，社会资源投入都与此相似。我们当然可以引荐国外相对完善的宠物行政措施和配套，却不能设想这一切可以在目前的社会快速落地。这让我们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如果要介入，那么政策大概率就是一刀切的；如果不介入，社会就得学会与这些问题共存。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

让狗学会不被牵，反而更安全？

我们就从最近频引争议的“宠物狗伤人”，来审视“共存”的可能性。这件事的解决方法看似很简单：如果所有公共场合的狗都拴绳子，攻击人的可能性不就大大减少了吗？

然而事实可能与此相反，什么样的狗比较安全呢？其实是充分社会化的狗，这一点和人是高度类似的。我想诸位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街上迎面看到一只宠物犬，主人发现要和你擦身便开始紧张，礼貌地将狗拽到路的一侧并用腿隔开，当你经过时，那只狗便开始向你狂吠。我每次都替这样的主人感到同情和难过。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很多狗没有完成社会化，对其他狗和人都充满戒备和敌意。对狗而言，敌意和攻击不是一种“玩耍”，更多是安全感缺失导致的“紧张”。所以一只狗从小就需要与其他狗和人充分接触，这种“社会化”过程其实会让狗变得安全。而这个过程无法在牵绳的情况下完成。也就是说，要求户外遛狗必须牵绳子，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紧张而具有攻击性的狗。

此外，狗与主人最信任、最安全的状态，就是唤回与随行。即狗在外面玩耍，主人希望其停下，回到自己身边，狗就可以完成；随行就是指即便不牵绳，狗也可以一直在主人旁边贴着行走，而不是兀自跑开。这样的同样也需要在不牵绳的情况下完成。现在为了向牵绳政策妥协，一些狗主人会使用10米甚至30米长的狗绳，在这样的条件下，真遇到意外也很难起到保护的效果。

从一个养狗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养狗不牵绳”其实是被忽略的刚需。绝大部分犬种都需要奔跑，和其他狗玩闹，而像球和飞盘这样的玩具，也都是用于在户外和狗不牵绳玩耍而设计的。当然问题在于，我们缺少这样让狗撒开腿跑的场所，也缺少足够彼此信任的“狗与主人”。

城市空间层面，在公园等地方设置与路面区域和其他人隔离开的“狗公园”，当然是不错的办法。东京市内有超过20个较大的可以把狗放开运动的“狗公园”，小规模的更多。但即便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狗公园”的数量也远远不足。当一个城市没有高密度的“狗公园”之时，我们就没办法用足够的空间来缓和“人狗矛盾”。而对于其他公众来说，不牵绳的狗，看上去又比牵绳的狗更有风险，这该如何解决呢？

我想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描述这种“共存”。当我还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每天会在永嘉路的一个街心公园，放开我的狗，和她玩球类和飞盘，并让她和她的朋友追跑打闹。好几年，这个街心公园依然约定俗成可以放开绳子，甚至周围的人都会称呼这里是“那个狗公园”。很多小孩子天天来到这个街心公园，他们很喜欢狗，但家里没有条件饲养，便缠着他们的父母买狗零食和玩具，来这里和狗玩耍，也有喜欢狗的成年人和老人，每天来这里撸一撸熟知的狗。这个公园的多元和和谐，甚至成为上海市城市建设的一个样板，经常周末有人来此进行田野调查。

重点不在于这个地方有多温馨，而是风险如何被排除和控制的。在那个街心公园，我们随时保持对自己的狗的注意。她如果有接近任何人的举动，都先行制止，等对方觉得没关系后再让狗前去嗅闻一番。实际上，如果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到你持续在管束你的狗，注意和控制其行为，担忧就会减少很多。不仅如此，在那里我们还会对其他人放开缰绳的狗保持注意。我当然也见过有人把狗放开缰绳然后开始坐下划手机，丝毫不管自己的狗在干嘛，为了不让这些人的狗影响这个区域的秩序，就得开始注意这些狗的状态，并在有些时候提醒他的主人。

到我离开上海时，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至少每天都还会有固定的狗去到那里，放开，疯狂玩闹，并接受他们人类朋友或狗朋友的探望。在经过足够多的训练和主人保持注意的情况下，一只放开绳子的狗，不会比高空坠物的风险更大。

但同样，这个地方秩序的构成，与上海整体市民的素质和包容程度也有关，我虽然展现出共存且温馨地共存的可能性，却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轻易推广的经验。并且即便表象上一切都好，我想也一定有人住在那附近，但因为害怕狗，所以选择不来这个街心公园，这对他们也并不公平。

电影《犬之岛》

“仇狗”情绪是如何被激化的？

现实远比这个街心公园复杂的多。让问题更加严峻的是，在公共资源缺乏的社会，这种“不公平”让人尤其气愤。这不仅让所谓“共存”不可能，很多人还会用他们的方式解决这种“不公”。

此次事件进一步刺激了一部分本就极端仇恨动物的群体，来表达他们愤怒的“合法性”。他们经常投毒或在香肠中包裹裁纸刀片来杀死宠物狗，更有甚者提出“全国禁养狗”的目标。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一个公共资源缺乏、人与人互相倾轧的社会。而这些人虽然想法极端，手段残忍，但他们所感受到的问题却有真实的那一面：人与人的共存尚且困难，还要与狗共存？这恰恰是很多人支持“一刀切”政策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根本就不应该面对这些问题。

这让谈“共存”变得异常困难，也与很多问题很类似。早些年“禁摩”、“禁电动车”在网上也是一边倒的支持。不骑摩托车，不骑电动车的人，如同不养狗的人一样，这些东西是纯粹的“公共资源侵占物”——于我有害。同样的逻辑还可以推演到禁露天活动，禁夜晚营业场所，禁奇装异服，禁特定生活方式。我这么说倒不是为了拉拢有其他生活方式的人同情养狗的人，形成“反一刀切禁绝”联盟。而是说明，一些在其他社会很容易共存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为何这么难？

我们面对的是社会的三层“薄弱”，一是社会素质的薄弱，很多人非常疏忽于管教自己的宠物，缺乏有效的知识和训练，他们无法让自己的宠物狗足够安全，甚至还让他们自己下楼而不去管束，更有甚者直接弃养，这都让宠物问题凸显。

二是行政服务的薄弱，不管是“狗公园”的设置，宠物配套公共服务和制度设计的缺乏，还是公共资源本身的紧张，人力与技术的缺乏，让很多人抱怨国内的狗证不仅昂贵，且没有匹配任何服务，形同一种”养狗罚款金“，这让很多可以解决问题的行政手段无法推行

三是社会宽容的薄弱，我们是个大量人口，社会差异巨大，公共资源贫瘠的社会，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存在巨大的怨气和憎恶，我相信这种戾气的存在不需要再进一步论证。

电影《三块广告牌》

人狗何以共存？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此次事件的后续是，为了避免流浪狗伤人，大量流浪狗被捕杀。这当然很残忍，但问题的答案不是“同情和爱”。由于行政机构有限的资金和人力，以及管理不善，我们难以设想一个机构能够长期托管大量流浪狗。因此，如果无法快速找到领养者，流浪狗往往会面临安乐死的命运。这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每年都抓捕和安乐死大量的流浪狗，在我能找到的数据中，纽约每年约有7000只，全日本约有26000只，全美国甚至高达67万只。

也有人主张捕获、绝育并放归流浪狗，以避免其数量不断增加。然而，这必然需要更多的资源、人力和管理投入。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社会资源的干预，我们的城市能否实现这个目标？

同时，狗对人类的伤害冲动要远小于其对其他狗的攻击性。这意味着，大量流浪狗可能会使养狗人变得非常困难。这些流浪狗在与人亲近的情况下可能表现得温顺，它们依赖着菜市场或餐厅的好心人的投喂来维持生存。然而，一旦遇到其他狗，它们可能会攻击，因为这被视为领地争夺的信号。很多养狗者也会因此支持捕杀流浪狗的决策。

这是一个挺反直觉的事情。养狗者对流浪狗的厌恶似乎比那些不养狗的人更强烈。作为一个养狗者，即使出于反对残酷的理由，我也不支持屠杀伴侣动物。然而，面对"为何人类问题尚未解决而要忍受和解决动物问题"这一诘问时，又该如何平衡呢？

有些人主张人类优先，认为安乐死动物无关紧要；而另一些人认为人类是地球的“癌症”，支持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比人类更可爱和珍贵。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简单化，天平两边同样沉重，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显得过于轻率。

当然，反狗组织与动物保护组织可不具有相同的合理性。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道德差距，因为前者致力于破坏，而后者致力于建设。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为什么“仇狗”能够在网络上形成浪潮，吸引大量共鸣？除了残酷与邪恶，还有对“公平”的敏感需求。因此，仅仅批判其残酷和无知，而不回应其需求，可能只会使反狗群体更加激烈。

总之，在流浪狗这样的问题上，我需要承认，自己暂时没有“简单”的答案，也得承认其他人不都是疯子和恶徒，这样问题才能够有一个宽容和理解的空间。维持社会整体宽容的决心，需要和问题共存的勇气，而不是寻求一个“被净化”的世界，或是要求一键解决所有问题。

这是我们社会的第四种“薄弱”，在公共舆论中忍让的薄弱：丑陋的永远是他人和世界，自己则是真理的掌握者。但正因问题复杂地交织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才需学会与问题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