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贸易的影响，影响出口。目前疫情对贸易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国内，表现在市场供给问题上。但如果疫情继续扩散或者持续发展，导致其他国家采取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方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设限，势必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特别是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已在部分农业企业上显现，主打猕猴桃产业的陕西齐峰果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出口渠道被封，猕猴桃出口贸易遭到损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国，若农产品贸易受阻也必将影响农业经济健康运行并波及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

2、从农民来看

3、从农村来看

——农村的公共卫生防疫条件满足不了防患的要求。农村防疫条件有限、防疫能力不足、防疫物资匮乏，加大了防护难度。2018年底，全国3.16万个乡镇共设3.6万个乡镇卫生院，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只有1.39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只有1.45人。全国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2万个村卫生室，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农村不仅在卫生资源数量上并不充分，同时在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布局上也不合理。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整体功能较低，从卫生资源、管理体制等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很难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波及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件，比如“非典”以外，在农业农村领域，除了自然灾害、动物疫情疫病、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危机等个案性、突发性事件不断出现，对农业农村经济有深刻影响，进而波及到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在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表现也并不罕见。“三聚氰胺”、禽流感等问题的影响已超越农业农村范围，一再表现出非常态特征，进而凸显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就业安全。就业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此次疫情发生后，城乡居民就业都受到了短期冲击，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就业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更加依赖非农就业，更加依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这些非正规部门本身受经济社会大环境影响更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更弱，易发生受疫情影响而破产的情况，这无疑会对农民就业构成威胁。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职业技能，同时可供农民选择的就业渠道不宽，因此一旦失业，农民在城市继续就业的难度将会提高。在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状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危机状态下提供合理就业保障，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就业安全。

——收入安全。疫情引发的产业波动传导到就业波动，最终转化为收入问题。同就业类似，城乡居民的收入都会受到疫情影响，但相对于工作类型更为稳定和社会保障更为健全的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收入问题显然更突出、福利损失也更大。虽然目前尚不能准确估算此次疫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不少养殖户、时令农产品种植户、休闲农业经营户等都遭受重创，经济损失十分惨重，而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家庭也面临着失去经济来源的风险，其背后折射出农民的收入不稳定问题以及保障不健全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保障农民收入以及全民收入处在安全水准，仍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

——社会安全。疫情危机短期内主要是流通问题，中期看是生产问题，再往长期发展将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硬件看，医疗卫生、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与城市有较大差距；软件看，村两委的社会治理能力并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需要，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农村应对危机的能力还十分薄弱，一旦危机蔓延乡村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造成的危机，持续或通过网络平台上的舆情传播加以放大，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的破坏作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农村社会危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否则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开放，农业的功能、农村的改革、农业的增长方式、农业与外界的联系以及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不断增多，由于人们对诱发农业农村危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认知的局限，农业农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发展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这个时期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正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也往往是农村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矛盾同时存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将使农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城乡互动。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的一条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种种问题正在逐渐被破解。更加频繁的城乡互动，一方面加快了要素流动和资源交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农村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受城市的影响越来越深，城市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农村掀起波澜。危机的爆发已经很难再有城乡的差别，公共领域的危机传递将更加迅速，更加全面。

——产业联动。产业的深度融合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强化了产业联动，各生产环节、产业类型、行业主体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将影响后端非农产业，非农产业也会波及前端农业产业，任何一个产业出现问题都将引发连锁反应。这种紧密的融合提高了产业运行的复杂性，从而给风险识别和危机防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道德风险。我国长时期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导向虽然极大推动了国家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以劣充优、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无良行为乃至违法犯罪行为，都可能是危机产生的导火索，甚至成为助推危机爆发和蔓延的黑手。尽管我国近年来的发展理念正在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但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前期阶段，道德风险依然是需要面对和应对的问题。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厂商和生产环节，也存在于消费群体和消费环节，甚至隐藏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方方面面。有些已经成为显性风险，但也有一些隐性风险尚未被发现。

——非常态事件可能常态出现。事实上，无论是从农业产业运行来观察，抑或是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来思考，非常态问题越来越表现出常态化特征。最近几年，农业农村领域的非常态事件越来越呈频发态势。

——危机对产业影响有多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一二三产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对三产的影响正在持续；二产可在疫情过后延长工时工期最大限度恢复产能，弥补损失；而于一产，畜禽业有生命周期，一旦中断引发连环反应，产业受损不可弥补，种植业有季节性，农时延误，影响全年。

——危机问题能够相互传导演变。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危机问题，不及时应对或应对不当都会向外蔓延扩散，造成全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处理不好，可演变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可演变为社会问题。

——非常态要求强化危机管理。非常态问题常态化出现，凸显出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要着手构建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提升相关职能部门的危机管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是必然的。对此，不仅要有短期的应对之策，更要强化有利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

——强化流通管理。当前首要任务是保障货畅其流，畅通绿色通道，实现供需对接，并严控打击哄抬菜价、肉价行为，保障市场供给。严格贯彻农业农村部三个“不得”要求：不得拦截仔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车辆，满足养殖场补栏等生产需求；不得拦截饲料运输车辆，满足畜禽养殖的饲料需求；不得拦截畜产品运输车辆，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现象。推动将商品畜禽、禽蛋、生鲜乳等运输车辆纳入重要物资供应绿色通道，协调办理交通通行证，解决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畜产品运得出生产一线、运得到消费一线。同时，建立防疫时期的应时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解决滞销问题。

——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根据农业农村部官方信息，2019年秋冬季以来，各地按照稳产保供的要求，积极发展南方露地蔬菜和北方设施蔬菜。从目前生产看，预计全国冬春蔬菜在田面积8400多万亩，产量1.7亿吨，均比上年同期增长2%左右，当前防控疫情保障“菜篮子”供应有坚实保障。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和企业的作用，通过及时了解主要农产品供求信息，合理安排蔬菜、畜禽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持正常生产秩序，确保“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当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生产计划的指导，提供技术服务，及时解决瓶颈问题。

——抓好春耕春播工作。做好春耕备耕，不误农时，强化田间管理，确保全年农业再夺丰收的好基础。重点保障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物资供应运输，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农业企业的复工对接工作，确保春耕备耕期间农资质量可靠、市场稳定、运输顺畅。加强柴油调配储备，全力做好农机备耕，做好人员准备和物资储备。鼓励各村统筹安排，可采用人员分散的方式展开春耕种植。同时，为减少疫病传染可能，应尽量避免人员聚集，因此要减少面对面的农技培训，从线下培训转为线上培训。借助网络授课平台、微信、QQ、短信等方式，实行线上辅导，强化农业生产技术的线上培训，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

——稳妥有序推动农民工返程务工。外出务工事关农民生计生活，各地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要做好农民工返程的防疫工作。加强农民工防疫宣传，发挥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等作用，广泛开展应对疫情政策措施宣传讲解，引导农民工科学防控，降低感染和传播风险。引导农民工合理安排返城返岗时间，避免节后盲目外出。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有效对接。农民工输出地及时跟踪主要输入地疫情变化，做好主要输入地企业用工、复工、交通、疫情等信息的集中发布。农民工输入地要加强企业用工情况监测，加强有组织对接服务。充分利用交通运输部提出的“疫情防控期间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工返岗包车可免费通行高速公路”举措，条件允许的地区可由相关部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包车服务。

——支持企业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通过减免企业房租、降低担保费率、延期缴纳税款、返还失业保险费、增加就业补贴等方式帮扶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渡过难关。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劳动用工指导和服务，促进企业保持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依法依规处理农民工因疫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劳动关系问题。对于因隔离、留观、治疗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导致农民工暂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工。

——强化农产品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农业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是防范和应对农业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加快发展和提高农业各产业是农业危机管理的首要任务。种植业要重点要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严守耕地红线，加快划定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农产品优进优出、引进来走出去齐头并进。畜牧业要进一步加大生猪生产力度，推进新建猪场建设，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和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并重发展，增加猪肉供应。支持畜禽养殖企业与屠宰加工企业按订单收购加工，及时有效补足市场供需缺口。

——下决心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制定农民收入增长计划和实施方案，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约束性指标并确定时间表。充分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充分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总结推广地方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扩大农民就业门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在全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由就业、全面保障的就业制度。制定时间表，杜绝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尽快实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目标。

危机不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就能自行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部门协调各方力量才能消除。因此要强化危机管理意识，构建危机管理机制，提升危机管理能力。

——强化危机人才储备。人是应对危机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任何危机发生的时候，也是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这时需要业务熟悉，能够迅速有效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专职队伍和专业人才，同时要求这些专职人员勇于奉献、敢于负责、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在危机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重点抓好专职队伍的培训、演习，要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指挥管理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还要加强这支队伍和人才的装备建设，如配备必要的装备、应对危机的工具等。在此基础上，要加强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民应对农业危机的宣传和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