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魏纪杭州亚运会落幕后第二天，中杭州亚中国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回到北京的运的溢出家中。休息一天后又前往绍兴，价值界杯为第12届亚洲杯木球锦标赛助力。若申还有一个月就将年满87岁的办世他，仍活跃在体育领域的考虑第一线。

利用这短暂的魏纪休息时间，魏纪中与懒熊体育交流了自己对杭州亚运会的中杭州亚中国感受。在他看来，运的溢出这是价值界杯一届令人皆大欢喜的运动会，亚运会带来的若申效益不能简单用“赚钱或赔钱”来概括，要考虑体育大赛的办世溢出价值。

关于懒熊体育提出的考虑中国是否应该申办2034年男足世界杯的话题，魏纪中认为举办过亚运会、魏纪奥运会、冬奥会后，中国的办赛能力肯定没问题，但是否要申办，还需考虑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和办赛后的民众情绪问题。

我参加了11届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是我见过的问题最少的一届。

在我看来，“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工作问题，这考验组委会的能力；二是竞赛问题，这和组委会关系不大，主要发生在亚奥理事会和亚洲各单项组织身上。

在综合性的大型运动会中，问题往往出现在最开始阶段。参与者和主办方正处于磨合期，互不了解，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快慢考验着组委会的应对能力。

举个例子，任何大赛都会出现交通问题。在用车方面，组委会有自己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在运动会开始前，依照可预见的情况确立的。比赛开始后会有预见不到的状况，这就需要灵活处理。

怎么才能做到灵活处理呢？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权力下放。

在权力和责任方面，我们有时只把责任下放，权力没有下放。第一线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没有权力，做事情就必须层层请示，这样解决问题的速度就会慢；如果他有一定的权力，办事效率就会高。在这个问题上，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做得比较好，做到了权力下放。对原来制定的规则，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做事灵活。

从亚运会来看，我们的全部场馆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甚至比国际标准更高，特别是在智能方面，比如我们可以用机器狗来运输铁饼。

从我得到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反馈来看，他们对杭州亚运会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届亚运会真正实现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是亚奥理事会追求的目标，我们办一个比赛就是为了让大家高兴。

我给杭州亚运会打99分，而不是100分。在我看来，如果打满分，它就会成为一个标准，意味着圆满。大家很容易找出一个问题，说“你也有美中不足”。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圆满，未来可能也会有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所以我留下1分，留下再提升的空间。

在杭州，电竞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有些电子竞技的技术代表之前没经历过大型运动会的比赛，发现问题后，要求重赛。在电竞过去的比赛里，有过重赛的情况，但从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竞赛角度来讲，裁判和技术代表没有权力要求重赛，除非极特殊情况。即便如此，重赛的决定权也是在最高机构，而不是裁判和技术代表。

如果比赛出现问题，应该在最后判定胜负中做出决断——直接判有问题的一方输掉比赛即可。就好比在田径比赛中出现抢跑情况，可以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不能说一个人抢跑了，大家再重新比赛，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协商和调整，我们把电竞比赛中的问题解决了。和那些成熟的项目比，新项目解决问题的速度会慢一些，这可以理解。

电竞项目进入亚运会，是我根据大家的要求，经过一两年的不断交流、不断沟通、不断解决问题后的结果。

查阅《汉语大词典》或《牛津词典》对“体育”的定义，电竞项目似乎没有一条符合体育属性。但我查过词典对“运动”的定义，其中有一条是“竞赛”。电子竞技是竞赛，它有自己的规则，也要分出胜负，所以它算是“运动”。

我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电竞是一个运动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创意项目。”我认同这个观点。

电子竞技项目和电子游戏是有关联的，就好比很多运动项目都是从游戏而来，比如高尔夫、足球等等。从游戏过度到运动，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人们对电竞的不同认识，其实是对电子游戏的不同认识。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电子游戏所产生的“不良”问题，不一定是电子竞技的问题。

有人说，现在很多青少年沉溺于电子游戏，导致他不爱学习。对此，我们的教育方面也应该思考，为什么孩子不爱学习？有些青少年整天沉溺于手机，大家管这叫“低头族”，但手机上让青少年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是游戏。如果把问题全部归结于游戏，就属于认知上的误区。

对于新事物，大家有不同认知是可以理解的，好在最近这些年人们对电子竞技的认知已有所提升了。

办综合性运动会和重大体育赛事，对体育运动在举办国的发展会有重要推动作用。体育强则国家强，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国家强需要投入，体育强也需要投入。对于“国家强”的投入，不能仅看市场上的赔和赚，它应该是国家长远发展和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对“体育强”的投入，同样是这个道理。

杭州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在讨论投来那么多钱，究竟是陪了还是赚了？应该说，全部投入的这几百个亿，运动会期间肯定是赚不回来的，怎么可能靠一个运动会赚几百个亿？

但国际奥委会对运动会算的是两本账，一本是国家基建投入的账，另一本是运动会举办产生的费用。

杭州亚运会的市场开发做得不错，门票收入也很可观，在运动会举办方面，从货币化的角度来讲，是可以赚钱的。

关于基础建设的投入，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亚运会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国家其他基础建设投入一样，它产生的是社会效益，民众可以利用这些体育设施参加体育活动。

运动会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体育而言并不明显，但它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比如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增高了，这是不可能货币化的。再比如杭州的知名度提升了，所有参加、关注亚运会的人从对杭州的认识，衍生到对中国的认识，这些都是不可能通过货币进行量化的。

亚运会期间，杭州宾馆的效益提高了，餐饮效益提高了，商品效益提高了。我看有媒体报道，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临走前在杭州扫货。体育大赛的溢出效益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体育，而是各个领域。

办一届影响比较大的奥运会和亚运会，一定会有不小的投入，但它会增加国家的软实力。这些年轻人将自己在中国的体会讲给身边的人，形成口碑的传播，这也不可用货币来衡量。对于运动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综合来看，要长远来看，而不是要立刻估算赚了多少钱，赔了多少钱。我们应该学会跳出体育来看运动会。

无论是办奥运会还是亚运会，准备周期都比较长，一般在7年左右。在这7年时间里，我们能培养出一批符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干部，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财产。

物质的东西过几年就贬值了，比如我们建的体育馆很先进，没过几年，会有更先进的。但精神方面的东西，包括干部的培养、民众对体育的认识、民众对国家能力的认同，只会增值。从北京亚运会到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志愿者精神一直在扩大，杭州亚运会期间有10万志愿者参与，这种无私奉献的服务精神会从体育扩大到整个社会。

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摸索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道路。国家体委当年让我到中体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时，我就一直在探索，但没有成功，没有真正摸出路子来。

从一个上市公司的角度讲，为了对股民负责，我搞了体育房地产，就是奥林匹克花园。除此之外，再没做太多事情。

到了今天，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在不断摸索着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

我们当然要学习国外体育发展的好的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搬有时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外办成NBA，搞得火热，我们办CBA，不能说没有成绩，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国外办足球联赛一般都能赚钱，我们办中超，好像不怎么赚钱，而且又产生了一些腐败现象，所以我们需要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体育产业道路。

我们发展体育产业，要搞清楚它的本业是什么，相关产业是什么，彼此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存在。我听说现在的体育产业产量已将体育服装都包括进来了，体育服装不应该是纺织业的事吗？这些需要经济专家去细分，我没这个能力。

我们体育产业的发展有时只注重量，缺乏质。全国有近千个办赛公司，但真正有办赛能力的，没几个。所以说，我们既要追求量，更要注重质。没有质的量，没太多意义。同时，体育产业有它的公益属性，这也不能忽视。

如果问我关于申办男足世界杯的话题，我只能谈个人看法。从办赛能力角度来讲，我认为不会有问题，但这会牵扯我们的足球水平问题。

作为东道主，如果打不进前16名，或者说前8名，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就不得不考虑。国家举办世界杯，搭台让别人唱戏，自己变成一个跑龙套的，民众会满意吗？

我们既要考虑办赛能力，也要考虑我们的足球水平参加世界杯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办赛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应该是让老百姓都高兴的事。如果最后老百姓都在吐槽，效果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