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何士德与《新四军军歌》

上图为何士德笔记本中记述的何士《新四军军歌》创作经过。

上图为1939年10月12日，德新《抗敌报》刊登学唱《新四军军歌》命令及歌谱。军军

今年年初，何士一个机缘巧合，德新我淘得《新四军军歌》作曲者何士德的军军一些旧物，包括他的何士笔记本、老胶木唱片、德新老照片、军军书报资料等。何士尤其珍贵的德新是，在何士德的军军笔记本中记述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经过。

《新四军军歌》诞生在抗战烽火中，何士关于它的德新创作经过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多个版本，特别是军军歌曲的词作者，更是众说纷纭。何士德作为《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他所记述的军歌创作经过，应当是更为符合历史真相的。

在何士德的笔记本中记述了1983年，他为上海新华艺专校友介绍《新四军军歌》创作经过的内容：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各个支队的司令员及主要部门负责人都回到军部参加会议。“报告会我也参加了。在欢迎周副主席的会上，陈毅司令员在大家鼓掌邀请下唱了法文的法国革命歌《马赛曲》，我也唱了《八百壮士》……”

开会期间，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来鼓舞部队的革命精神，增强部队的战斗威力。他和一些领导谈起写军歌的问题，军部领导都同意。于是，他在3月用白话诗体写了一首长诗，名《十年》，热情地歌颂了新四军历经千百次血战，为民族的生存抗战。这首诗作为军歌歌词的初稿提交新四军领导同志讨论修改后，陈毅就回到敌后战场指挥作战去了。

副军长项英主持军歌歌词的讨论与修改。军长叶挺、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参加修改。“过不久，我问项英副军长军歌歌词进行得如何？项英说，我们改来改去都没改好，还是等陈毅再从敌后回来完成吧。”

陈毅回来后，收集了大家的修改意见，最后修改定稿。“政治部要我作曲。第一稿经文化队试唱,军部首长及文艺工作者认为不够雄壮。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如今是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我们的军歌要求雄壮有力，有把敌人赶出东海的气魄。我按此意见写了第二稿……”

看了何士德对新四军军歌创作过程的记述，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两个问题：一是，《新四军军歌》歌词是在陈毅的诗作《十年》基础上，由集体讨论修改的。何士德晚年曾手抄了一份《新四军军歌》，现被收藏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中，上面写的就是“集体作词、陈毅执笔”，这应是对《新四军军歌》词作者较为确切的表述。二是，现在流传何士德当年为《新四军军歌》谱曲写了三稿，但从他本人的记述看应是写了两稿。

1939年10月12日，新四军军部在《抗敌报》上刊登了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及歌谱。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在最短期内唱诵纯熟，“使人人深切了解军歌意义，以军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并贯彻此精神於我军战斗中，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去。”

何士德曾在《唱军歌 振军威 战日寇》一文中回忆：“从各支队调来军部学习的干部，也约我到他们驻地教唱《军歌》。他们热情和认真学习的态度，很使我感动。各支队也把《军歌》传唱开来，指导员用《军歌》教育战士，讲解我军的历史、革命传统和作战方针任务。当时我想：《新四军军歌》已经唱起来了，但是在谱曲期间直到传唱扩大，都未能同陈毅同志碰过面，不知道他对于音乐方面有什么意见，很想亲耳听一听他的教导。”后来，在新四军军部举办的一个联欢晚会上，由何士德指挥全体指战员演唱《新四军军歌》，战士们唱得整齐雄壮，情绪饱满激昂。歌声结束，在现场观看的陈毅热烈鼓掌。何士德走下台时，陈毅招呼他坐在自己身旁。何士德抓紧时间向他征求关于《新四军军歌》音乐方面的意见。陈毅说：“我们有了一首雄壮的《军歌》了。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了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意志坚定，这很好。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时想强调的地方。”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深入华中敌后战场，像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这首雄壮激昂的《新四军军歌》，汇成强大的声浪响彻战场，陪伴着这支铁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接到了录制国歌唱片的任务。10月1日，中国唱片公司赶制的10张特别唱片运达北京。唱片的一面为《义勇军进行曲》，另一面为《新四军军歌》。由此可见《新四军军歌》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王世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