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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所见文献析出现象

2024-03-09 15:06:33 来源:瑜维娱乐网作者:综合 点击:696次

原标题:《隋书·经籍志》所见文献析出现象

作为文献著录和考证的隋书一个常用术语,文献析出亦即从母文献中分析出子文献,经籍见文二者单独别行并流传于世。献析象这种文献学现象在训诂学著作中较为常见。出现《洪范》之于《尚书》,隋书《中庸》之于《礼记》,经籍见文都是献析象早期文献析出继而被单独作注的典型案例。两汉以来学术弥繁,出现文献析出于是隋书更多,《隋志》往往著录之,经籍见文其形态不拘一格,献析象原因亦不尽相同,出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屡有分析。隋书

笔者以为,经籍见文判断文献析出与否,献析象必须彰明子文献与母文献之间是否真正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据郑樵《通志·校雠略》:“《隋志》于礼类有‘丧服’一种,虽不别出,而于《仪礼》之后自成一类,以‘丧服’者,《仪礼》之一篇也。”毫无疑问,《丧服》为《仪礼》之析出文献。而《隋志》著录的《丧服经传》等六十余种注著,则是《丧服》单篇在析出之后的训诂学成果。这些注著与《仪礼》原典之间,因其并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故而不属于文献析出。

抑又,子文献与母文献虽然构成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缘于母文献传播、散佚所致的文献缺本、佚存本等,亦不应视为析出。譬如,《隋志》子部医方类附注梁有《甘濬之癕疽耳眼本草要钞》九卷。同类著录甘濬之撰《本草要方》三卷。姚氏《考证》认为,后者“似即上篇所注梁有九卷之佚存本”。那么,甘氏《本草要方》不应属文献析出。

尽管如此,文献析出理应包含一种特殊情况,亦即依照一定的规则和逻辑,从某种著作中提取部分内容并整合成为新文献。譬如,干宝撰《周易爻义》一卷从干宝注《周易》十卷中析出,《李譡之本草经》一卷从《李譡之药录》六卷中析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属于文献析出的节本与不属于文献析出的缺本、佚存本?笔者以为,不惟看子文献是否与母文献构成部分与整体关系,还应取决于是否因为某种动机、规则以及逻辑,子文献从母文献中被人为地分析出来,以及子文献是否在被分析出来之后形成了另一种新的著作。

余嘉锡《古书通例》认为,古书单篇别行不外乎三种情况:“一为本是单篇,后人收入总集,其后又自总集内析出单行”,“二为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也”,“三为本是全书,后人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诵读也”。余先生所言,已涉及《隋志》著录文献析出的主要类型。这里根据实际,亦将《隋志》所见文献析出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单篇文献从著作中析出。此为文献析出之常态,其出现时代最早,且牵涉数量最多。其中酌情可信者,包括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从戴氏撰《大戴礼记》十三卷中析出,梁武帝撰《毛诗发题序义》一卷从萧氏撰《毛诗大义》十一卷中析出,诸葛亮撰《论前汉事》一卷、《诸葛武侯集诫》二卷、《诸葛武侯诫》一卷、《诸葛亮兵法》五卷等从《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中析出等二十余种。这些文献析出涉及余先生所谓前两种情况,其中第二种特指文献单篇多种从别集或总集中析出。单篇文献从著作中析出包含着一种特有现象,亦即序目从原著中析出别行。从经学史看,单篇文献析出往往造就大量的训诂著作。

其二,新文献从著作中提取并整合。此为文献析出之亚态,数量亦有不少。其中酌情可信者,包括范晔撰《后汉书赞论》四卷从范氏撰《后汉书》九十七卷中析出,《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一卷从陈卓定《天文集占》十卷中析出,谢灵运撰《诗集钞》十卷、《杂诗钞》十卷、《诗英》九卷从谢氏撰《诗集》五十卷中析出等近二十种。新文献从著作中提取并整合,与余先生所谓第三种情况较为接近。而详观案例可信者,得见音训类、图赞类文献较具特色,它们往往依据一定的规则和逻辑,从原著中萃取部分内容,然后重新整合形成新著,其中包含甄选、重编等行为。

其三,单著于丛书中析出别行。此种余先生虽未直接论及,但亦间接比附。依据《隋志》著录,陆澄《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与《山海经》二十三卷等地理文献,任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与《三辅故事》二卷等地理文献之间,构成了析出与被析出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之说,恰恰指明了这种丛书与单行本之间构成文献析出的典型现象。《隋志》著录徐邈撰《周易音》一卷、《古文尚书音》一卷、《毛诗音》二卷、《礼记音》三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等从徐氏撰《五经音》十卷中析出,亦属单著于丛书中析出。

《隋志》所见文献析出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缘由,兹归纳其原因为五种:

第一,早期文献的单篇流传,致使结集与析出先后进行。古人因事为文,随即传世。作为早期文献载体的竹简,因其容纳字数有限,致使书籍多为单篇流传。文献单篇非作于一时,在需要结集时再加以整理,同时不妨其析出别行,成为重要的训诂对象。以《礼记》为例,其四十九篇本单篇流传,收入《礼记》后又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形成诸家训诂之作。全祖望《答朱宪斋辨西河毛氏〈大学证文〉书》亦指出:“古人著书原多以一二篇单行,《尚书》或只用《禹贡》《洪范》,《仪礼》或只用《丧服》,《大戴礼》或只用夏时,即《礼记》之四十九篇,或以《曲礼》,或以《檀弓》,或以《乐记》,固未尝不以专本也。”所论切中肯綮。

第二,因其学术价值不凡,子文献被析出成为训诂对象。文献析出通常关联着一种学术价值或意义的理性考量,子文献往往得到训诂学家的充分关注,借此彰显析出发生的必要性。譬如,项岱注《幽通赋》从项氏撰《汉书叙传》(注)五卷中析出,姚氏《考证》曾加以论证。亦以经部礼类文献为例,《礼记》大多数篇章之所以容易析出,固然取决于文献单篇流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单篇别行篇章内容精善完整,文化功能较为突出,均为《礼记》相关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样,《隋志》著录为数众多的“丧服”类注著,往往基于《丧服》从《仪礼》中析出。这一方面缘于作为单篇文献的《丧服》已在流传,另一方面取决于《丧服》析出的必要性。

第三,母文献结构之特殊组成,让其部分析出成为可能。众所周知,古代某些文献并非一人所作,而是依凭众家之力完成,必然在生成上表现出阶段性和时代性,在体制上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结构组成,其中某部遂易析出别行。譬如,《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周易正义》则由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其中王氏注六十四卦,韩氏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三卷,故韩氏注著析出别行。与此相关,母文献生成的世代累积,亦容易造成部分结构内容之析出别行。母文献结构上合乎学理的逻辑构成,同样容易造成部分内容析出别行。应劭撰《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从应氏集解《汉书》一百一十五卷中析出,刘徽撰《九章重差图》一卷从刘氏撰《九章算术》十卷中析出,即分别属于上述两种情况。

第四,名利驱使学者离析篇目,后世目录学家不复考辨。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序》所谓“进书者多离析篇目”,即缘于此种历史背景。人为“离析”是产生文献析出的方式之一,亦是文献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和时代规律。据《隋志》总序,唐前文献典籍虽历经数厄,而帝王汇聚图书之举亦见常有。政府行为往往让名利之徒乘隙钻营,从而造成离析篇目的主观行为。然而离析篇目者,亦必为学有专长之人,因其充分考虑母文献结构和析出方式。这里,序目单篇从母文献中析出,通常成为离析篇目的常见模式。刘炫注《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从刘氏撰《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中析出,挚虞撰《文章志》四卷从挚氏撰《文章流别集》六十卷中析出,亦即如此。序目单篇与原书同被著录,是因为《隋志》撰者直接抄录前代目录学成果而未加考证。

第五,作为一代一家之学,音义从母文献中提取并且整合。《隋志》文献析出还牵涉更为具体的学术史背景。该志著录有百余家音义著作。于亭《论“音义体”及其流变》认为,汉唐之间,“典籍注疏,师弟授受,各有源流,尚一家之学。所习音读义训,经传旨归,皆有师法”,“音义实为传示一家之学训诂之旨”,而依据敦煌残卷抄录体式,“音义很可能经历了一个附着于文本,并未单独成篇的阶段”,“其后学者另纸顺序摘录被注之字,抄撮标注的字音字义,汇为一编,命之曰‘某书音’,卷背之音注,则称‘某书音隐’‘音义隐’,如此成为独立单行的书音,形成异于常伦的形式”。与此直接相关,前述单著于丛书中析出别行,亦有表现为音义体,足见音义训诂彰显出了某个历史阶段的学术风尚。

《隋志》所见文献析出,因有子文献与母文献不归于同类者,由此暗合章学诚所谓著录“别裁”之法。章氏之说,明末祁承[~符号~]《澹生堂书目》已发其义端。汉代刘氏父子校雠群书,抑或涉及“别裁”行为,目录学家刘咸炘曾有论及。尽管如此,《隋志》这种情况应多属巧合,王重民在《校雠通义通解》中认为并非撰志者“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较为中肯。

(作者:阳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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